首先，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预测，我国经济增速今年实现6.6%，明年放缓至6.2%，2018年以后温和下降至6.0%。而在我国间接融资比例远高于直接融资，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在这样大环境下银行难以独善其身。

　　其次，滋生不良贷款的环境并未根本改善。我国较长时期以来信贷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存量债务积压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不少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财务上缺乏硬约束机制。前些年不良贷款剥离，是整个社会为国企改革埋单。而近年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成本，又体现为大量不良贷款。

　　再次，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政策有待优化。目前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受到政策制约较多，财税政策有待完善，银行自主权不够，核销不良贷款所需法律要件较多，表外利息减免标准偏高。同时，不良贷款转让受限也比较多。与银行业2万亿元的不良贷款总量相比，资产管理公司等处置主体与处置能力都严重不足。

　　更让我们担心的是，商业银行被迫背上了对地方经济和困难企业“救死扶伤”的道义责任。当下市场风险明显上升，银行收紧风险偏好是降低不良贷款的理性反应。但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反复要求银行不能压贷、限贷、抽贷。

　　因此，笔者认为短期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还将继续攀升：从区域看，不良贷款风险将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从行业看，房地产等行业的潜在风险将进一步显现。此外，影子银行体系和银行非信贷业务的风险，也都可能逐步暴露。

　　而要真正化解不良贷款问题，应坚持标本兼治：一方面要为银行业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商业银行综合运用各种处置政策和手段，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不良资产管理，不断提升处置能力，加大对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和进度。同时，银行从源头上尽量遏制新的不良贷款产生，这是治标之术。

　　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稳定经济增长预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要加快国企改革，“硬化”其预算约束。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同时，政府减少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这是治本之道。但也应意识到，防范和化解不良贷款，不是百米短跑，而是一场颇具考验的马拉松，银行业化解不良贷款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