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虚拟信用卡的商业模式放弃了传统银行个人小额授信对债务人信息的严格审核，并要求其承担无限偿付责任的诉求，转而向更自动化的数据分析模式挺进。换句话说，这是从防范风险的商业模式，走到了管理风险的商业模式。为什么说是管理风险？因为高度浓缩简化的发卡程序，意味着银行的数据后台不能准确甄别每一个授信对象的细节信息。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后台所能甄别的是各个不同类别的授信对象群，再通过对群违约概率的反复计算，才能确定能够对类似群体提供多大额度的标准化授信产品。以中信银行与支付宝、微信合作的200元额度起点的网络信用卡为例，只需要用几个关键数据甄别客户大致是哪个类别群体，再直接套用授信流程就好了。类似的信贷技术，其实在传统的信用卡授信业务中也一直存在，甚至在很多银行的小微信贷业务中也都很常见。有实体卡和只有虚拟卡，对于银行的风险管理来讲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实体卡主要目的是满足客户线下刷卡支付的需要，如果不需要走刷卡流程，一串卡号和支付密码就已经够了。唯一的不同点在于，传统信用卡的授信技术，其数据积累基本靠自己。换句话说，主要靠前期大量发卡覆盖，让风险充分暴露，银行再依据此来修正风险模型参数。而此番中信银行推出的虚拟信用卡，则在很大程度上引入了第三方的信用数据。在笔者看来，这才是央行对虚拟信用卡紧急叫停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参与银行对授信风险不具备绝对主导权。如果合作伙伴的数据分析对银行授信模型产生了误导，那其中就确实存在风险隐患。有没有可能降低这种数据衔接上的风险隐患？也有，那就是让掌握客户信用数据的支付宝和微信自己发信用卡。但是，这种方式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说，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资本金。信用卡业务一头连着数据分析，另一头则是传统的银行授信，而目前银监会对信用卡授信额度的风险权重是不择不扣的100%——按每张200元，总数100万张计，中信银行为这个项目需要准备的资本金至少要2亿元。这个资金量虽然不大，但对习惯了轻资产运行的支付宝和微信，是说动用就能动用的吗？所以现行的合作模式，基本是一个资源互补的格局。但关键是，这个模式决定胜败的关键是数据量有多大，风险参数设置有多准确，而不是钱有多少。中国市场上能够掏出2亿资本金的银行绝不在少数。而根据支付宝对未来商业模式的阐释，还寄希望于通过数据共享让更多的商业银行受益，也就是说，同样的数据后台，支付宝希望卖给更多的银行。这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的银行在这一市场上角逐同一个授信客户——在数据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银行面对竞争所能做的就只有放松风险审核标准了。这恐怕是央行对相关业务紧急叫停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如果以此为风险底线，那么未来虚拟信用卡的监管原则其实也不难揣测——要么要求银行主导信用模型和参数的设立，第三方数据可以采用，但不能作为商业合作方在业务中有共同利益。或者参与商业合作后，相关的数据就只能独家提供给合作银行，避免同业恶性竞争的出现；要么就干脆要求数据源自筹资本，自行筹建信用卡公司，自担商业模式风险。事实上，从境外市场虚拟信用卡的发展来看，这两种路径的分野也非常明显。美国市场的虚拟信用卡很明显地分为银行发行和第三方支付发行两类：前者的例子有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后者的典型则是支付宝的境外原型PayPal（目前全球最大的网上支付公司）。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与虚拟信用卡模式基本类似的阿里信用支付，虽然也一度被认为是虚拟信用卡模式的一种，但自去年与上海农商行启动之后，却并没有引发监管叫停。其原因很简单，上海农商行主导了客户风险审核的全过程，尽管这样做的效率并不能让阿里信用支付像滚雪球一样滚起来

上周银行圈里最火的话题无疑非虚拟信用卡莫属。这个去年曾被阿里金融提出，但随后归于沉寂的概念，终于在今年年初中信银行的介入后，引发市场异乎寻常的关注。从本质上讲，虚拟信用卡的商业模式放弃了传统银行个人小额授信对债务人信息的严格审核，并要求其承担无限偿付责任的诉求，转而向更自动化的数据分析模式挺进。换句话说，这是从防范风险的商业模式，走到了管理风险的商业模式。为什么说是管理风险？因为高度浓缩简化的发卡程序，意味着银行的数据后台不能准确甄别每一个授信对象的细节信息。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后台所能甄别的是各个不同类别的授信对象群，再通过对群违约概率的反复计算，才能确定能够对类似群体提供多大额度的标准化授信产品。以中信银行与支付宝、微信合作的200元额度起点的网络信用卡为例，只需要用几个关键数据甄别客户大致是哪个类别群体，再直接套用授信流程就好了。类似的信贷技术，其实在传统的信用卡授信业务中也一直存在，甚至在很多银行的小微信贷业务中也都很常见。有实体卡和只有虚拟卡，对于银行的风险管理来讲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实体卡主要目的是满足客户线下刷卡支付的需要，如果不需要走刷卡流程，一串卡号和支付密码就已经够了。唯一的不同点在于，传统信用卡的授信技术，其数据积累基本靠自己。换句话说，主要靠前期大量发卡覆盖，让风险充分暴露，银行再依据此来修正风险模型参数。而此番中信银行推出的虚拟信用卡，则在很大程度上引入了第三方的信用数据。在笔者看来，这才是央行对虚拟信用卡紧急叫停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参与银行对授信风险不具备绝对主导权。如果合作伙伴的数据分析对银行授信模型产生了误导，那其中就确实存在风险隐患。有没有可能降低这种数据衔接上的风险隐患？也有，那就是让掌握客户信用数据的支付宝和微信自己发信用卡。但是，这种方式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说，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资本金。信用卡业务一头连着数据分析，另一头则是传统的银行授信，而目前银监会对信用卡授信额度的风险权重是不择不扣的100%——按每张200元，总数100万张计，中信银行为这个项目需要准备的资本金至少要2亿元。这个资金量虽然不大，但对习惯了轻资产运行的支付宝和微信，是说动用就能动用的吗？所以现行的合作模式，基本是一个资源互补的格局。但关键是，这个模式决定胜败的关键是数据量有多大，风险参数设置有多准确，而不是钱有多少。中国市场上能够掏出2亿资本金的银行绝不在少数。而根据支付宝对未来商业模式的阐释，还寄希望于通过数据共享让更多的商业银行受益，也就是说，同样的数据后台，支付宝希望卖给更多的银行。这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的银行在这一市场上角逐同一个授信客户——在数据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银行面对竞争所能做的就只有放松风险审核标准了。这恐怕是央行对相关业务紧急叫停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如果以此为风险底线，那么未来虚拟信用卡的监管原则其实也不难揣测——要么要求银行主导信用模型和参数的设立，第三方数据可以采用，但不能作为商业合作方在业务中有共同利益。或者参与商业合作后，相关的数据就只能独家提供给合作银行，避免同业恶性竞争的出现；要么就干脆要求数据源自筹资本，自行筹建信用卡公司，自担商业模式风险。事实上，从境外市场虚拟信用卡的发展来看，这两种路径的分野也非常明显。美国市场的虚拟信用卡很明显地分为银行发行和第三方支付发行两类：前者的例子有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后者的典型则是支付宝的境外原型PayPal（目前全球最大的网上支付公司）。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与虚拟信用卡模式基本类似的阿里信用支付，虽然也一度被认为是虚拟信用卡模式的一种，但自去年与上海农商行启动之后，却并没有引发监管叫停。其原因很简单，上海农商行主导了客户风险审核的全过程，尽管这样做的效率并不能让阿里信用支付像滚雪球一样滚起来。